高度统一 通力合作

他在土地法与行政法上的专长增强了牛津大学法学院的实力，他曾在《法学季刊》（Law Quarterly Review）上大量发表论文，随后由学院院长亚瑟·古德哈特任主编，韦德所著的新书《行政法》则成为赫伯特·哈特极富影响力的Clarendon法律系列丛书中的经典之一。

《海洋基本法》的定位能否充分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法在定位过程中是否能够将大量的涉海个体和局部引入该定位渠道面对这种存在隐患与不确定性的海洋政治环境，作为《海洋基本法》定位渠道之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需要尽可能考虑到未来的海洋形势与我国的所处地位，把海洋强国战略从中国近海海域扩展到整个国际上的海洋权益，充分重视海洋公域范畴的我国海洋权益。

从域外制度借鉴视角分析，目前已经出台海洋基本法的国家，其出台该法的主要背景和直接原因都是需要将其作为维护本国海洋权益的法律主张。提出法案时，背后需要顶层不同部门之间的配合，才能对法案的定位进行有效把握。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关注的是《海洋基本法》的方向与立意，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则更关注该法所建立的秩序本身应当呈现和表达的法律化。在国际法框架之内，在合理正当表述我国海洋权益的前提之下，要释放足够的善意，来平衡亚太地区的海洋格局，化解周边国家对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警惕与敌意。《海洋基本法》在定位上彰显维护海洋权益的法律主张，海洋权益中也包括应对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该法作为统摄性的涉海法律，其研究与制定十分复杂，工作量巨大。《海洋基本法》既有综合性、全面性的功能需求，又有指向性、引导性的思想需求，需要各个部门内部的顶层决策机构来加以配合。这一问题早已为学界诟病，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如果希望实质性地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首先就必须将审查对象扩大至法律。

现阶段宪法诉愿的对象应当限定为法规范，而不包括司法裁判。合宪性审查是一套科学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当事人的申请必须经法官审核，但要明确，将有违宪之虞的法律法规提请审查，不仅是法官的权利，还是其义务。当然，在个别情况下，宪法法院也例外性地允许直接针对法律提起宪法诉愿，即所谓法规范宪法诉愿/针对法规的宪法诉愿（Rechtssatzverfassungsbeschwerde）。

[11] 这样一种审查，至多只能解决法律草案中存在的明显违宪的情形，对于上述两个层面上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无能无力的。这是因为提起宪法诉愿必须主张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且必须是针对自身、现时、直接的（selbst, gegenw#228;rtig und unmittelbar）侵害。

在2017年度实际做出裁判的5376件宪法诉愿程序中，有100件最终被支持，成功率为1.86 %。而在其他模式中，无论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法国宪法委员会，还是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规范审查程序中，都只是抽象地审查法规范的合宪性，而不对具体案件争议做出裁决。即便就能否针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还存有疑虑，至少也应先将审查对象扩大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例如，法国的合宪性先决程序，要求只有在系争规范满足案件相关性、重大性和新颖性三个条件时，才能提请宪法委员会审查。

抽象规范审查是最典型的客观性程序，在这一程序中不存在被申请人，不存在期限限制，提请机关也不需要证明自身权利受到了侵害，只要其对该规范的合宪性存有疑虑即可。需要说明的是，此处要排除的只是针对个案裁判的宪法诉愿。最后，在宪法诉愿和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中，在案件进入宪法法院之前，多个审级的普通法院法官已经就此做出了裁判，宪法法院因而可以在审视归纳这些法律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更具有说服力的观点。而对合宪性审查机关而言，抽象规范审查就很可能使其卷入政治漩涡，受到攻击。

但宪法法院对裁判上的重要性概念设置了更高的标准：在系争规范无效和有效的两种情形下，普通法院必定会在原审程序做出不同的裁判，只有在此种情形下，才能认为该规范对于裁判是重要的。[22] 近十年来，每年收到的具体规范审查申请大约在20-30件之间，审结的大概在10-20件之间，均仅次于宪法诉愿案件。

在裁判宪法诉愿中，合宪性审查的对象主要是司法裁判，但也有可能包括法规范。[25] BVerfGE 83, 201 (214). [26] [德]斯特凡·科里奥特：《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正当的解释规则抑或对立法者的不当监护？》，田伟译，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8页。

[15] 过去十年间，有五年宪法法院未收到任何抽象规范审查申请，其余年份多为2、3件。上述专家建议稿中提出的后三种程序类型，实际上就分别对应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抽象规范审查、具体规范审查和宪法诉愿程序。（二）抽象规范审查作为政治争议的延伸 在德国，联邦政府没有动力启动抽象规范审查，实践中，大部分该类型的争议是由后两个主体，即州政府（由联邦层面的反对党执政的州）和四分之一的联邦议院议员（反对党议员）提起的。任何人，只要认为其基本权利受到了公权力的侵害，在穷尽其他法律途径仍不能得到救济的情况下，均可向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实践来看，对司法权的合宪性审查的范围也是非常广泛的，就裁判内容而言，违宪裁判的具体类型包括：法官在解释适用法律时，没有考量基本权利的影响或对基本权利的意涵认知错误。这种控制机制并非不重要，实际上，在之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实践中，法律委员会发挥了重要的合宪性控制功能。

[10] 而事前审查实际上是立法过程的一部分，完全脱离案件和情境，只能采取所谓的文面判断的方法。具体规范审查之所以保持了较高的质量，主要归功于这一程序中的两个要素。

但这种事前审查制度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意义，是因为审查主体宪法委员会是独立于立法机关的组织，因而有可能注意到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的疏漏，或者就某个问题与立法者持不同见解。法律只涉及是否合宪的问题。

实际上，合宪性审查的对象非常广泛，规范审查只是其中一种。[27] Schlaich/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0. Aufl. 2015, Rn. 148. [28] 参见胡锦光：《论合宪性审查的过滤机制》，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74页，注28。

进入专题：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合宪性审查 。[19] 三、具体规范审查 德国的具体规范审查（konkrete Normenkontrolle）程序规定在《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宪法法法院》第13条第11项及第80-82a条。正如曾任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的Dieter Grimm教授所言，真正重要的宪法问题，还要通过具体规范审查和宪法诉愿程序来解决。第二个原因是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和安定性，如果各级法院均有权决定法规范的效力，那么难免出现意见分歧，法秩序就有可能产生分裂，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设置避免了这种不一致。

以德国《同性生活伴侣法》的合宪性争议为例，该法草案由当时执政的社民党和绿党提出，虽然遭到基民盟、基社盟反对，但仍在联邦议院表决通过，于2001年2月16日公布。第一个要素是具体，在具体规范审查中，合宪性问题是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出现的，该案件争议虽然不是合宪性审查的对象，但为合宪性审查提供了材料和语境，审查机关可以据此解释评价系争规范并进而判断论证该法律到底是否合宪。

有鉴于此，对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未来的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建议：第一，既允许当事人提出合宪性异议，也允许法官依职权提请审查。而关于此处的直接，宪法法院认为，一般情况下，法律本身并不对公民造成直接影响，而是必须通过一个执行行为（Vollzugsakt）。

具体而言，可以设置的程序类型有抽象规范审查、具体规范审查和宪法诉愿三种。就对象而言，只有在美国式的司法审查模式中，普通法院才在审理具体案件时附带地对法规范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前者和规范审查程序的结构是一致的，只是提请主体不同，相当于由公民提起的抽象规范审查。据此，如果普通法院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认为其裁判所应适用的法律违宪，则应中止审理，将该法律提交宪法法院审查。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具体情况出发，事前审查的两种形态也都不具有关键意义。这个意义上的抽象规范审查，与法国式的事前审查程序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35] 考虑到这些困难，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未来的宪法诉愿程序，至少在初期，应当限定在对法规范的合宪性审查之上，而不应针对司法裁判。在德国的宪法诉讼法中，根据诉愿的直接对象，将宪法诉愿分为法规范宪法诉愿和裁判宪法诉愿两种类型。

（二）裁判上的重要性 在宪法诉讼法上，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控制申请数量，或者说如何过滤此类案件。正是通过宪法诉愿程序，每一位公民与宪法产生了直接的联系，真切感受到了宪法的力量。

比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近年来审理了多起关于议会质询权的机关争议案件，具体形态都是联邦议院议员和党团诉联邦政府。[23] 比较宪法学的研究表明，具体规范审查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程序类型，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实现了合宪性审查机关与法院的联动，实现了合宪性审查与司法裁判的联动。